在杭州市政府的支持下，帶著市律協(xié)的重托，我們杭州青年律師一行15人于2011年7月10日從杭州直飛香港進行法律交流。

伴隨著各種膚色夾雜的人流，穿梭于閃閃發(fā)光的摩天大廈，我們無不感嘆香港這座高度立體發(fā)展的城市，它處處彰顯出國際大都市的氣派與包容。有趣的是在高聳入云的大廈中，不仔細尋找很難發(fā)現(xiàn)它們的名稱，因為名稱都被不起眼地標在了入口處，這也正體現(xiàn)了香港的另一面——大氣而內(nèi)斂。

7月11日我們開始了緊張、忙碌而充實的行程。香港公開大學多位博士的精彩授課、與香港幾個大型律師事務所的互動活動、在高等法院庭審的旁聽等等情形歷歷在目，無一不激起我思想的浪花。香港公開大學之行，讓我既領略到了大師們的風采，也體會到了香港大學里獨特的教學風格；高等法院庭審的旁聽、與香港律師的交流與探討，讓我感受到成文法與判例法兩種法律思維的交接與碰撞；香港廉政工作的報告，讓我見識到香港廉政工作立法的嚴明、治法的嚴謹。此次香港行使我收益頗豐，以下幾點給我留下了較深刻的印象：

高度發(fā)達誠信機制。

此次在香港法庭上看到了證人莊嚴宣誓的場景，這宣誓看似僅僅一種形式，但卻能對證人內(nèi)心真正起到約束作用。在香港，宣誓是證人與上帝的契約，必須遵守且永遠不能廢除，這一舉止雖然包含著宗教的色彩，卻是港人由心而發(fā)，謹守誓言。證人經(jīng)過宣誓，作為宣誓受眾的法官或者陪審團有絕對的權(quán)利信任該證人該宣誓之后所陳述的內(nèi)容是真實可信的。當然，宣誓之后的信用及法律責任也是人們不敢作偽證的重要原因。信用層面：香港擁有高度發(fā)達、健全的誠信體系，一個人如果出現(xiàn)了信用危機，其將舉步維艱；法律層面：如證人作偽證，使得法官據(jù)此作出錯誤的判斷，則該偽證者不僅需承擔偽證所造成損失的賠償責任，更會因觸犯刑律中的“宣假誓罪”而面臨被起訴并承擔刑事責任的巨大風險。正如古希臘劇作家索?？死账沟拿裕叭绻蓻]有恐懼支撐，它絕不能生效”。正是在這樣的完善的誠信體制和完備的法律，證人作偽證的概率非常之低。

相比之下，大陸信用體系的健全程度，及法律對于偽證的打擊力度均未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誠信體系的聯(lián)網(wǎng)建設還有待完善。

貪污一元即可入刑。

目前中國大陸對于貪污已經(jīng)設定了一定的硬性標準，一般達到五千元以上的標準即可立案，如是屬于具有賑災、公益等特殊性質(zhì)的貪污受賄案件，即使不達五千元亦可立案定罪。但香港法律對貪污的打擊力度令人折服，根據(jù)香港法律的規(guī)定，不論是公務員還是普通公司、企業(yè)的員工，如果不屬于合法收入，即使僅貪污或者受賄一元，也足以立案并被追究刑事責任?！爸翁煜聡?，心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貪污數(shù)額哪怕是一元錢，都足見其身不正，不能在其職謀其政，因此香港一元立案入刑是“治天下”的法律。如果大陸關于貪污的立法像香港一樣，也許便會少了很多象“許三多”之流的貪官。

港人對法高度尊重。

在高等法院開庭的過程中，有這么一個細節(jié)，不論是法庭的組成人員還是旁聽席上的普通觀眾，在法庭審理中包括休庭離開法庭之時，均需在通道上向法庭虔誠地深鞠一躬，而無論他們的這一舉動是否被法庭人員所注視。這一細節(jié)顯示了不管是普通民眾還是專業(yè)的法律人士對于法律的信仰、對法庭的尊敬。這讓我想起伯爾曼提出著名的那句“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便形同虛設”的論斷，香港人無疑用行為證明法律已被其信仰，也充分的說明香港的法律已十分健全。在庭審過程中，控辯雙方對證人事無巨細、反復詳盡的詢問更是令我們感受到法庭調(diào)查清楚事實真相的決心及港人對法律嚴謹、尊重的態(tài)度。我們常常感嘆于蘇格拉底明知要被毒死，也不愿逃走而違背城邦法律所具有的對法律的敬畏之心，其實這就是一個法律人對自身法律職業(yè)精髓有了深刻體悟和認知后作出的正常選擇而已。社會結(jié)構(gòu)與法律人對法律職業(yè)的敬畏感猶如土壤與種子的關系，只有在發(fā)達的法治土壤內(nèi)才能萌生出樸素的對法律職業(yè)的敬畏。培養(yǎng)敬畏法律尊重法律的土壤對大陸來說是任重而道遠。

犯罪嫌疑人的穿著體現(xiàn)人權(quán)。

根據(jù)世界各國法律的一般規(guī)定，在法院最終做有罪判決之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無罪的。在香港高等法院的庭審中，我們看到被告人的穿著與普通百姓無異，而據(jù)庭前的了解我們知道被告人涉嫌搶劫，但其穿著與外形很難令人想象到其涉嫌如此暴力的刑事犯罪（完全是一個成功白領的模樣）。由于沒有了先入為主的“這是一個罪犯”的觀念指引，控方律師需要通過詳盡充足的證據(jù)、證人證言以及羅列出充足的法律規(guī)定，并要不時對抗來自辯方律師的有理有據(jù)的反駁和論證，才可以一步步地將被告人與其所涉嫌的犯罪聯(lián)系起來，以最終使陪審團可以最大程度地作出客觀公正的判斷。《人權(quán)宣言》當中提到“任何人在被宣告為罪犯以前，應被推定為無罪”。香港的法律將人權(quán)宣言的精神體現(xiàn)的淋漓盡致。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guī)定，未經(jīng)人民法院依法審判任何人不得確定有罪，但實中踐當中，犯罪嫌疑人一旦被拘捕，在大多數(shù)人眼里其等同于罪犯，出庭時可能是手銬腳鐐，頭發(fā)都理成同一個發(fā)型，穿著同一款的囚服，這是對人權(quán)的一種抹殺?？梢娺@一理念要深入人心，仍有漫漫長路，且待你我等法律人士上下而求索。

辯論競技無處不在。

在香港的幾所大學里，到處是選民登記海報上出現(xiàn)的明星公益代言、公益活動的號召，以及全港大學生辯論賽的日程安排，這都體現(xiàn)了大學生的朝氣、進取和辯論精神。曾幾何時在大陸電視里如火如荼的大專辯論賽現(xiàn)已無跡可尋，取而代之是那些并沒有多少文化底蘊的超女、相親、選秀等快餐式節(jié)目充斥銀幕，令人感到大陸在文化積淀與傳播方面與香港的差距逐漸加大。實際上不僅僅是法律，對于自然、人文等各個學科，都有一個“理越辯越明”的共同道理，通過雙方平等、公開的辯論，不僅可以提升對相關問題的認識深度，更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提高各方的智慧和思想深度，因世間很多事情并無絕對的對錯，而只有通過多角度的辨析、分析才可以真正辯證地認識和解決它們。古希臘之所以有著盛極一時的文明，是由于古希臘的演說和辯論造就了公民思維和政府體制的理性、開放性和斗爭(競爭)性。梭倫、克里斯提尼和伯里克利所進行的三次政府改革基本代表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建立、發(fā)展和完善三個階段。通過古希臘三次政府改革的考察發(fā)現(xiàn)，古希臘演講和辯論的興盛，是與其理性、開放和競爭的民主制度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也為當前我國政府改革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參考。我認為通過辯論這一智慧的最高競技方式，既可以較為明顯地改觀人們看待各種問題的方式，還可以提升大家的分析和表達能力。辯論是不僅一個法律人必備技能，也是當前我們國家民主發(fā)展所必須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