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聲明，我要談的是為知識而讀書的方法，不是為考試而讀書的方法。但為知識而讀書可以幫助考試，為考試而讀書卻未必可助知識的增長。知識是讀書的目的（An End）；考試只是一個方法（A Means）。 
　　
        我可在四個大前提下給學生們建議一些實用的讀書方法。若能習慣運用，不但可以減輕考試的壓力，而對更重要的知識投資會是事半功倍的。

        一、以理解代替記憶

        很多人都知道明白了的課程比較容易記得。但理解其實并不是輔助記憶——理解是記憶的代替。強記理論不僅是很難記得準確：當需要應用時，強記的理論根本無濟于事。明白了理論的基本概念及含義，你會突然覺得你的記憶力如有神助。道理很簡單，明白了的東西就不用死記。但理論的理解有不同的深度，也有不同的準確性。理解愈深愈準確，記憶就愈清楚，而應用起來就愈能得心應手。所以讀書要貫通——理論上的不同重點的聯帶關系要明白；要徹底——概念或原則的演變要清楚。 
　　
        要在這些方面有顯著的進步易如反掌，而學生也不需多花時間。他只要能改三個壞習慣，一年內就會判若兩人。 
　　
        第一個壞習慣，就是上課時“狂”抄筆記。筆記是次要、甚至是可有可無的。這是因為抄筆記有一個無法補救的缺點——聽講時抄筆記分心太大！將不明白的東西抄下來，而忽略了要專心理解講者的要點，是得不償失。我肯定這是一般香港學生的壞習慣。例如好幾次我故意將頗明顯的錯誤寫在黑板上，200多學生中竟無一人發(fā)覺，只知低著頭忙將錯誤抄在筆記上。 
　　
        筆記有兩個用途。①將明白了的內容，筆記要點。但若覺得只記要點都引起分心，就應放棄筆記。明白了講者的內容是決不會在幾天之內忘記的。很多講者的資料在書本上可以找到，而在書本上沒有的可在課后補記。老師與書本的主要分別，就是前者是活的，后者是死的。上課主要是學習老師的思想推理方法。②在上課聽不懂的，若見同學太多而不便發(fā)問，就可用筆記寫下不明之處，于課后問老師或同學。換言之，用筆記記下不明白的要比記下已明白的重要。 
　　
        第二個壞習慣，就是將課程內的每個課題分開讀，而忽略了課題與課題之間的關系，理解就因此無法融會貫通。為了應付考試，學生將每一個課題分開讀，強記，一見試題，不管問甚么，只要是似乎與某課題有關，就大“開水喉”，希望“撞”中——這是第二個壞習慣最明顯的例子。 
　　
        要改這個壞習慣，就要在讀完某一個課題，或書中的某一章，或甚至章中可以獨立的某一節(jié)之后，要花少許時間去細想節(jié)與節(jié)、章與章、或課題與課題之間的關系。能稍知這些必有的連帶關系，理解的增長就一日千里。這是因為在任何一個學術的范圍內，人類所知的根本不多。分割開來讀，會覺得是多而難記；連貫起來，要知要記的就少得多了，任何學術都是從幾個單元的基礎互輔而成，然后帶動千變萬化的應用。學得愈精，所知的就愈基本。若忽略了課題之間的連貫性，就不得其門而入。 
　　
        第三個壞習慣，主要是指大學生的，就是在選課的時候，只想選較容易的或講課動聽的老師。其實定了某一系之后，選課應以老師學問的淵博為準則，其他一切都不重要。跟一個高手學習，得其十之一、二，遠勝跟一個平庸的學得十之八九。這是因為在任何一門學術里面所分開的各種科目，都是殊途同歸。理解力的增長是要知其同，而不是要求其異。老師若不是有相當本領，就不能啟發(fā)學生去找尋不同科目之間的通論。

        二、興趣是因思想的集中而燃燒起來的

        我們都知道自己有興趣的科目會讀得較好。但興趣可不是培養(yǎng)出來的。只有總想能在某科目上集中，才能產生興趣?？梢耘囵B(yǎng)出來的是集中的能力。無論任何科目，無論這科目是跟你的興趣相差多遠，只要你能對之集中思想，興趣即盎然而生。 
　　
        對著書本幾小時卻心不在焉，遠比不上幾十分鐘的全神貫注。認為不夠時間讀書的學生都是因為不夠集中力。就算是讀大學，每天課后能思想集中兩三小時也已足夠。要培養(yǎng)集中力也很簡單。第一、分配時間——讀書的時間不需多，但要連貫。明知會被打擾的時間就不應讀書。第二、不打算讀書的時間要盡量離開書本——“餓書”可加強讀書時的集中力。第三，讀書時若覺得稍有勉強，就應索性不讀而等待較有心情的時候——厭書是大忌。要記著，只要能集中，讀書所需的時間是很少的。 
　　
        將一只手表放在書桌上。先看手表，然后開始讀書或做功課。若你發(fā)覺能常常在30分鐘內完全不記得手表的存在，你的集中力已有小成。能于每次讀書對都完全忘記外物1小時以上，你就不用擔心你的集中力。

        三、問比答重要

        很多學生怕發(fā)問的原因，是怕老師或同學認為他問得太淺或太蠢，令人發(fā)笑。但學而不問，不是真正的學習。發(fā)問的第一個黃金定律就是要臉皮厚！就算是問題再淺，不明白的就要問；無論任何人，只要能給你答案，你都可以問。 
　　
        從來沒有問題是太淺的。正相反，在學術上有很多重要的發(fā)現都是由三幾個淺之又淺的問題問出來的。學術上的進展往往是靠盲拳打死老師傅。很多作高深研究的學者之所以要教書，就是因為年輕學生能提出的淺問題，往往是一個知得太多的人所不能提出的。雖然沒有問得太淺這回事，但愚蠢的問題卻是不勝枚舉。求學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學甚么問題是愚蠢或是多余。若不發(fā)問，就很難學得其中奧妙。 
　　
        老師因為學生多而不能在每一個學生身上花很多時間。認真的學生就應該在發(fā)問前先作準備工夫。這工夫是求學上的一個重要過程?？鬃诱f得好：“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要分清楚“知”與“不知”，最容易就是做發(fā)問前的準備工夫。這準備工夫大致上有三個步驟—— 
　　
        第一、問題可分三類——A、“是甚么”（What），B、“怎樣辦”（How?），C、“為甚么”（why）。學生要先斷定問題是那一類。A類問的是事實：B類問的是方法：C類問的是理論。問題一經斷定是那一類，學生就應立刻知道自己的“不知”是在那方面的，因而可免卻混淆。若要問的問題包括是多過一類的，就要將問題以類分開。這一分就可顯出自己的“不知”所在。第二、要盡量去將問題加上特性。換言之，你要問的一點是愈尖愈好。第三、在問老師之前，學生要先問自己問題的答案是否可輕易地在書本上找到。若然，就不應花老師的時間。大致上，用以上的步驟發(fā)問題，答案是自己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的。若仍須問老師的話，你發(fā)問前的準備工作會使他覺得你是孺子可教。

        四、書分三讀——大意、細節(jié)、重點

        學生坐下來對著書本，拿起尺，用顏色筆加底線及其他強調記號。讀了一遍，行行都有記號，這是毀書，不是讀書。書要分三讀。 
　　
        第一讀是快讀，讀大意，但求知道所讀的一章究竟是關于甚么問題。快讀就是翻書，跳讀；讀字而不讀全句，務求得到一個大概的印象。翻得慣了，速度可以快得驚人。讀大意，快翻兩三次的效果要比不快不慢的翻一次好。第二讀是慢讀，讀細節(jié)，務求明白內容。在這第二讀中，不明白的地方可用鉛筆在頁旁作問號，但其他底線或記號卻不可用。第三讀是選讀，讀重點。強調記號是要到這最后一關才加上去的，因為哪一點是重點要在細讀后才能選出來。而需要先經兩讀的主要原因，就是若沒有經過一快一慢，選重點很容易會選錯了。 
　　
        在大學里，選擇書本閱讀是極其重要的。好的書或文章應該重讀又重讀；平凡的一次快讀便已足夠。在研究院的一流學生，選讀物的時間往往要讀書的時間多。 
　　
        雖然我在以上建議的讀書方法是著重大學生，但絕大部分也適合中小學生學習。自小花一兩年的時間去養(yǎng)成這些讀書的習慣，你會發(fā)覺讀書之樂，實難以為外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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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的方法（上）

        據說熊彼德（J.A.Schumpeter）曾在課堂上批評牛頓，指責這個如假包換的物理學天才只顧閉門思想，沒有將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開而留諸后世！這批評有點道理。但牛頓在物理學上的豐功偉績，是他在逃避瘟疫的兩年中想出來的；其后就再沒有甚么重大發(fā)現——雖是曇花一現，但這“一現”卻是非同小可。愛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屢見經傳：可惜他天賦之高，遠超世俗，要學也學不到。 
　　
        有些朋友以為愛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資料而將相對論想了出來，他們也可照樣推理。但愛因斯坦所能辦到的，跟他們有甚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為最！愛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種思想障礙。 
　　
        我不僅不敢與牛頓或愛因斯坦相比，就是半個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倒可以寫一點有實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學回來的。一個平凡的人能學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學。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專利權，與我們無關。 
　　
        在大學念書時，我從不缺課的習慣就是為了要學老師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試都考過了，我就轉作旁聽生。有一次，赫舒拉發(fā)（J.Hirshleifer）在課后來問我：“你旁聽了我六個學期，難道我所知的經濟學你還未學全嗎？”我回答說：“你的經濟學我早從你的著作中學會了，我聽你的課與經濟學無關——我要學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這個偷“思”的習慣實行了很多年，屢遇明師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運的事。這些師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準天才的著實不少。我細心觀察他們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個非天才也可用得著的來學習，久而久之就變得甚為實用。但因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綜合了各人的方法，作為己用。雖然這些人大都是經濟學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歸，強分門戶就是自取平凡。茲將我綜合了普通人也可作為實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誰是誰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個人同作分析或辯論時，他常強調某一個觀點或發(fā)現是他的，或將“自己”放在問題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決不應被成見左右的。要“出風頭”或要“領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過程上，“自己”的觀點不可有特別的位置?！邦I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對不同的觀點作客觀的衡量。 
　　
        有些人認為佛利民好勝、強詞奪理地去維護自己的觀點，這是錯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閃電，但他認錯更快！因為他認錯太快，往往給人的印象就是沒有認錯。在我所認識的高手中，沒有一個推理時將“自己”加上絲毫重量的。事后“領功”是另一回事。 
　　
        同樣地，在學術上沒有權威或宗師這回事——這些只是仰慕者對他們的稱呼；我們不要被名氣嚇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錯，所以他們的觀點或理論也只能被我們考慮及衡量，不可以盡信。當然，高手的推論較為深入，值得我們特別留意。我們應該對高手之見作較詳盡理解，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們不可以為既是高手之見，就是對的。高手與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廣泛，后者膚淺而狹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爾及馬歇爾等人。但當我研究佃農理論時，我就將他們的佃農理論一視同仁，沒有將他們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將他們的理論推翻的。

        二、問題要達、要淺，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問題問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過半。在“讀書的方法”一文內，我述說了求學時的發(fā)問主旨。以發(fā)問作為思考的指引，有幾點是要補充的。 
　　
        第一、問題要一針見血。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戲。你問他一個問題，他喜歡這樣回答：“且讓我改一下你的問題?！保↙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達你要問的重心，十分清楚。我們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試將一個問題用幾種形式去發(fā)問，務求達重點的所在。舉一個例子。當佛利民解釋某法國學者的貨幣理論時，我問：“他的主旨是否若時間長而事情不變，人們就覺得沉悶？”佛利民答：“你是要問，是否時間越多，時間在邊際上的價值就越少？”這一改，就直達經濟學上的“替換代價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無需答我，答案已浮現出來了! 
　　
        第二、問題要問得淺。這是艾智仁（A.A.Alchian）的專長。談起貨幣理論，他問：“甚么是貨幣？為甚么市場不用馬鈴薯作貨幣？”當經濟學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難為熱門的爭論時，艾智仁問：“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們用甚么準則來決定一樣東西是被量度了的？”這是小孩子的發(fā)問方式。后來艾智仁找到了舉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斷的方式加上數字作為衡量的準則，而功用就只不過是這些數字的隨意定名。假設每個人都要將這數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這武斷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釋人類的行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與社會福利無關！ 
　　
        我自己的佃農理論，就是由幾個淺問題問出來的。傳統上的理論，都以為既然土地種植的收成是要將一部份分給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賬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稅一樣，會使農民減少勞力從而使生產下降。我問：“既然生產下降，租值就應減少了，為甚么地主不選用其他非分賬式的收租辦法？”我再問：“假如我是地主，我會怎么辦？假如我是農民，我又會怎么辦？” 
　　
        第三、要斷定問題的重要性。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問題的重要與否是慣例，赫舒拉發(fā)更喜歡把這衡量放在一切考慮之前。學生問他一個問題，他可能回答：“這問題不重要?！庇谑蔷拖胍膊辉傧?。認為是重要的問題呢，他就從座上站起來！ 
　　
        判斷問題的重要性并不太難。你要問：“假若這問題有了答案，我們會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與其他的知識沒有甚么關連，或所知的改變不了眾所周知的學問，那問題就無足輕重。 
　　
        有很多問題不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問題。甚么是蠢問題呢？若問題只能有一個答案，沒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問題了。舉一個例。經濟學是基于一個“個人爭取利益”的假設；這就暗示著個人生產是會盡可能減低生產費用。有一個學者大做文章，問個人的生產費用是否會過高了？但基于這作者自己的假設下，“過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評語：“愚蠢的問題，得到愚蠢的答案，是應有之報！”

        思考的方法（中）

        三、不要將預感抹殺了

        邏輯是推理的規(guī)格；但若步步以邏輯為先，非邏輯不行，思考就會受到壓制。不依邏輯的推理當然是矛盾叢生，不知所謂；但非經邏輯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預感（Hunch ）抹煞了，以致甚么也想不到。邏輯學——尤其是數學邏輯——是一門湛深的學問，但若以邏輯先入為主，就會弄巧反拙。 
　　
        在念書時我拜讀過愛因斯坦與邏輯學高手樸柏（K.Popper）辯論的書信。他們爭論的是科學方法論的問題。在這辯論中，我以為樸柏是勝了一籌；但在科學上的貢獻，他卻是藉藉無名的。 
　　
        邏輯是可以幫助推理的正確性，卻不是思想（Idea ）或見解的根源?？茖W方法論是用以證實理論的存在，但它本身對解釋現象毫無用處。那些堅持非以正確方法推斷出來的思想是犯了規(guī)，不能被科學接受的觀點，只不過是某些難有大貢獻的人的自我安慰。這種人我遇過了不少。他們都胸有實學，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純以預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邏輯證實，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論或見解是合乎邏輯及方法論的規(guī)格，是怎樣想出來的無關重要。那些主張“演繹法”（Deductive Method）或“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 ）的紛爭，不宜盡聽。蘋果掉到牛頓的頭上（或牛頓午夜做夢），萬有引力的理論就悟了出來。又有誰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確。 
　　
        有一些獨具卓見的學者，其邏輯推理的能力實在是平平無奇；他們的重要科學貢獻是經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國早期的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學生！近代獲諾貝爾獎的海耶克及舒爾茲（T.Schultz），推理也沒有過人之處。這可見思想見解（Idea）是首要，邏輯次之。 
　　
        得到了一個稍有創(chuàng)見的預感，就不要因為未有邏輯的支持而放棄。在我所認識的學者中，善用預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 ）。無論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較特出的意見，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對了”或“好像是不對的”。先有了一個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將預感從頭分析。 
　　
        有一次，在一個會議上，有人提議大地主的農產品售價會是專利權的市價，缺乏市場競爭，對社會是有浪費的，我沖口而出：“怎么會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種麥的地都屬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將地分開租給不同的農民耕種；麥收成后農民就會在市場上競爭發(fā)售，那么麥價是競爭下的市價。”高斯在旁就立刻對我說：“你好像是對了。”三天之后，我再遇高斯時，他又說：“你好像是對了。”我問他我對了甚么？他說：“麥的市價?！睅讉€月后，在閑談中，高斯舊事重提：“我認為在麥的價格上你是對了的?！睂σ粋€不是自己的預感而日夕反覆推斷，確是名家風范，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另一個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Kessel），是行內知名的預感奇才。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幾個月，能欣賞到他的不知從何而來的預感。嘉素有一條座右銘：“無論一個預感是怎樣的不成理，它總要比一點意見也沒有為佳?！彼謴娬{：“若無半點見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辯駁也贏不了?！?nbsp;
　　
        預感是每個重要發(fā)現都缺少不了的——從那里來沒有一定的規(guī)格，有時究竟是甚么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預感是一條路的開端——可走多遠，到那里去，難以預先知道——但是非試走一下不可的。走這路時邏輯就在路上畫上界線，將可行及不可行的分開。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較為清楚。好的預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遠，越走越清楚，到后來就豁然貫通?！皼]出息”的預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為我強調預感的重要，是有貶低邏輯及科學方法論之意。我曾經是加納（R.Carnap）的學生，怎會輕視這些學問？我要指出的是邏輯是用以輔助預感的發(fā)展，用錯了是可將預感抹煞了的。

        四、轉換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問題，是一定可以用多個不同的角度來推想的，換言之，同樣的問題，可用不同的預感來試圖分析。在這方面，我認識的高手都如出一轍——他們既不輕易放棄一個可能行得通的途徑，也不墨守成規(guī)，盡可能用多個不同的角度來推想。轉換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頓開。茅塞（Mental Block）是一個很難解釋的思想障礙，是每個人都常有的。淺而重要的發(fā)現，往往一個聰明才智之士可能絞盡腦汁也想不到！但若將思想的角度稍為轉變一下，可能令茅塞頓開。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數不是因為過于湛深，而是因為所用的角度是難以看到淺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勝枚舉。 
　　
        一間工廠為了生產，對鄰近的物業(yè)造成污染而有所損害。歷久以來，經濟學者都建議政府用幾種辦法去壓制工廠的生產，從而減少鄰近物業(yè)的損失。這個老問題到了高斯的手上，他就將角度倒轉了：“壓制工廠生產，就等于鄰近的業(yè)主對工廠有所損害，究竟要被壓制的應是那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 
　　
        另一個例子是關于近十多年來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財務投資學”（Corporate Finance）。這門學問其中的一個創(chuàng)始人沙爾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風險的情況下，首次在原理上斷定了資產的市價。雖然這原理是有著明顯的缺點，但對一個在當時是高手云集而不可解決的重要問題，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馳名遐邇。沙爾波的“破案”出發(fā)點，就是將一條當時眾所周知的曲線倒轉了來劃。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答案。從一個角度看來是對的答案，換一個角度卻可能是錯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個暫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幾個不同的角度來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決這個暫定的答案，我們就可對答案增加信心。當然，可靠的答案還是要經過邏輯及事實的考驗的。 
　　
        第三、角度有遠近之分。在思考的過程中，細節(jié)與大要是互補短長的，無論細節(jié)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難的見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盡棄。但在大要上是對了的思想，細節(jié)的補充只是時間的問題——就算是錯了細節(jié)也往往無傷大雅。在這方面的思考困難，就是若完全不顧細節(jié)，我們會很難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細節(jié)，準確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腦袋就戴上了放大鏡，重視細節(jié)——這是一般的習慣。善于思考的人會久不久將問題盡量推遠以作整體性的考慮。

        思考的方法（下）

        五、例子遠勝符號

        推理時可用例子，也可用符號；有些人兩樣都不用，只是照事論事，隨意加點假設，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飯后不經心的辯論，算不上是認真的思考。有科學性的思考，用例子是遠勝用符號的。 
　　
        數學是以符號組合而成的一種語言；嚴格來說，任何語言文字都是符號。畫面是沒有符號的，但也是表達的一種方式。用大量的字來表達畫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證實抽象思想的正確性，數學就大有用途，因為它是最嚴謹的語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卻是要將抽象現實化。畫面比符號較接近現實，因此較容易記；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遠勝用符號了。 
　　
        以善用數學而負盛名的經濟學者，如森穆遜（P.Samuelson）、阿羅（K.Arrow）、烏沙華（H.Uzawa）、史得格斯（J.Stiglitz ）等人，都是以例子幫助思考的。以數學求證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其他少用數學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應手。有些學者只是用符號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發(fā)現的卻是少見。中國人天份之高舉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較弱了。這一點我實在不明白（可能佛學的例子過于抽象，造成不良影響；這問題要請岑逸飛代為解答）。以我之見，韓非子還算過得去，但孟子及孫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們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難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幾個基本的法門，能否善用就要看個人的想像力了?，F試將這些法門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簡而貼切。以例子輔助推理，理論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內。通常的辦法就是將例子內的枝節(jié)刪去，使重點突出，務求在重點上例子與理論有平行的對比。簡化例子要有膽量，也要有想像力。在經濟學歷史上，簡化例子最有本領的是李嘉圖（D.Ricardo）——所以李嘉圖的經濟模型的廣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項背。那就是說，例子簡化得越利害，復雜的理論就越容易處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簡化了的。以嚴格的準則來衡量，沒有一個例子是真實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樓閣，其非真實性與簡化無關；另一類例子，卻是因事實簡化而變?yōu)榉钦鎸崱覀兎Q后者為“實例”。純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為貼切，是可幫助推理的。但要有實際應用的理論，就必須有實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從假例子入手，其后再找實例輔助；實證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這一步。經驗對思考有很大的幫助，就是因為實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眾所周知的例子不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較新奇的例子會較容易觸發(fā)新奇的思想。第一個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創(chuàng)見。工廠污染鄰居的例子，庇古用時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啟發(fā)力就減弱。高斯在同一問題上作分析，采用了牙醫(yī)工具的聲浪擾及鄰居、大廈的陰影減少了隔鄰泳池的陽光。這些比較新奇的例子，都啟發(fā)了一點新的見解。 
　　
        第四、要將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這一點，中國人是特別弱的，事實不可以解釋事實；太多理論就等于沒有理論。將每個例子分開處理，理論及見解就變得復雜，各自成理。無意中變成了將事實解釋事實。將多個不同的例子歸納為同類，加以一般化，是尋求一般性理論的一個重要方法。 
　　
        馬克思走李嘉圖的路，將資本跟土地及勞力在概念上分開。所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缺乏一般性，使剩余價值無家可歸。李嘉圖自己從來不相信價值是單從勞力而來的；他想不通將不同資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論有困難。這困難要到費沙（I.Fisher）才清楚地解決了。 
　　
        在社會耗費的問題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類太多，以致他的理論模糊不清，前后不貫。這問題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認為在社會上每個人無論做甚么對其他人都有影響；他于是就將所有對人有影響的行為歸納為產權的問題。 
　　
        在另一個極端，過于一般性的理論，因為沒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沒有解釋的功能。有實用的理論是必須有被事實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歸納，也要分類。分類的方法就是要撇開細節(jié)，集中在重點上不同例子之間難以共存的地方。將一個例子分開來處理，我們也應該找尋跟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沒有一個“無法一般性化”的實例。若是有的活，在邏輯上這實例是無法用理論解釋的——這就變成了科學以外的事。 
　　
        第五、要試找反證的例子（Counter Example）。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證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證就要試找反證的例子了。史德拉（G.Stigler）、貝加（G.Becker）等高手，在辯論時就喜用反證。可靠的理論，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證例子的——但若反證的是實例，理論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暫時擱置 
　　
        人的腦子是有著難以捉摸的機能——連電腦也能想出來的腦子，其機能當然要比電腦復雜得多。拼命想時想不到，不想時答案卻走了出來，是常有的事。我們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經意中走出來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過的老問題。以前想得越深，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機會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時間并沒有白費。將問題擱置一旁，過些時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會在無意間得到的。我的價格管制文章寫了3年，公司原理12年，玉器市場9年仍未開筆……，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來起碼有百多年！不是言過其實，而是擱置著等時機成熟而已。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幾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歲了，等不到是經濟學上的大損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個重要的步驟。 
　　
        科學上的思考是一門專業(yè)。跟其他專業(yè)一樣，熟能生巧?？梢愿嫖康?，就是無論問題看來是如何的深奧，好的答案往往會比想象中的淺的。